“当前急需做的事情，首先是引介国外有关著作，进一步激发国内决策层、学术界、媒体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通过译介这一形式，大力推动我国有关气候变化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以便为我们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撑。”在“丛书出版前言中”，这样描述了丛书的使命。
国内人文社科缺席气候变化研究
三年前，“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主编、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曹荣湘研究生态文明课题时，无意间接触到一些全球气候变暖的相关资料。意识到气候变化作为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其也已成为我国决策层、学术界、媒体的热点话题，如我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国内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也蓬勃开展。
从我国图书出版情况来看，已出版的、直接以气候变化为题的著作，达到数百部。但曹荣湘惊讶地发现，已出版的著作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从人文学科的角度研究气候变化的著作寥寥无几。而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并驾齐驱，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同样遵循了这一传统，西方许多著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已出版的气候变化著作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气候变化的著作占了一半的比重。曹荣湘感叹道：“如此重要、如此攸关人类生存的一个问题，国内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的研究居然如此之少，令人触目惊心！”因此，曹荣湘当即想到，要推动国内人文社会学科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急需做的事情是引介国外相关著作，这一想法随即得到了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的支持。
此后，曹荣湘便开始阅读大量的国外著作，进行挑选。国外相关著作可谓数不胜数，曹荣湘定了一个原则去挑“千里马”。“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 秉承了“气候变化与社会”这一宗旨，引进、译介国外出自名家之手的名作，且内容要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领域。如《气候变化的政治》的作者、被誉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是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曾撰写有《社会学》等多部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是他最新之作，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一系列的新概念，给出了一系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建议，深度考察了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之间的联系。该书一推出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部著作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涉及社会学、哲学、历史、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曹荣湘说，它可能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第一部真正从政治学角度深入、全面论述气候变化问题的著作。此外为了能全面反映国外学术研究发展情况，他希望让主流思想、激进思想、怀疑论思想在这套丛书中都得以展现。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观点客观，而《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则是这套丛书中激进思想的代表作。在此基础上，丛书还将出版我国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决策层提供参考。
从众多原著中挑选精良的著作是一大难事，但想让这套丛书尽善尽美还有另一个困难。“尽管能看到很多国外优秀著作，却不一定能收入到这套丛书之中。”曹荣湘说，“看到几部优秀的原著后，联系版权时才发现已被其他出版社捷足先登，只能放弃纳入丛书的想法。”
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
“如果哪个问题是迫切需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积极参加多边合作的，那就是气候变化。”吉登斯说，科学发现的共享、技术转让、从某些国家到其他国家的直接援助，以及其他许多合作行动，都是前进路上必需的。这些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得到了验证。
哥本哈根会议上，一百多个国家参与，将其升级为了一个全球无政府的会议。可是十多天里会场里充斥着争执不休的声音，各种冲突和矛盾显露无疑，十多天的争论最后只得出了没有约束效力的协议。“此时，气候变化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作决策就能解决。即使联合国召开哥本哈根会议，但联合国无法作出决策。”曹荣湘说，“由此，出现了国际政治。”面对这种政治局面，一百多个国家应该如何解决矛盾和利益冲突，平衡各国的需求，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如何达成一致？
为应对全球变暖，吉登斯指出，必须将一种长远的视野引入政治。他作出了一个论断，当前，我们还没有一套气候变化的政治，即如要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就必须做到政治创新。原因是，政治潜能的应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对于应对我们面临的困境来说都是必须的。尽管存在分歧和权利斗争，但应对气候变化却可能成为创造一个更合作的世界的跳板，或许还是复兴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治理机构的工具。
或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每个国家为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应该有中长期气候政策，创新技术，积极减排。但吉登斯指出：“技术创新只是几副扑克牌中几个大小王中的一个……没有进一步的技术发展，我们在减排上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对此，吉登斯表示，国家触角上延伸至国际舞台，下纵伸至地区、城市和地方，他建议，首先要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即支持与反对的严重对立，此外还要给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激励，并作出行动导向和创新性等方面的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
把握西方学术界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脉络
在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参与到气候变化研究中，从人文社科角度看待这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险境。在曹荣湘编著的《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一书中，我们能对肯尼思·阿罗、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尼古拉斯·斯泰恩、威廉·诺德豪斯、乌尔里希·贝克等学术名家对气候变化的观点窥见一斑……
曹荣湘介绍说，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及其激发的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响应，直接推动了国际社会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重视。其中，首先关注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当属经济学。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就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气候变化是否合适的辩论，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代价和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进行了比较。争论中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行动派”和“怀疑派”。
2006年10月30日，“积极行动派”斯特恩主持发布了《斯特恩评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该报告论证了欧盟倡导的全球升温不超过 2℃的长期目标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在应对措施上，该报告深入比较了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成本和“一切照旧”情形下的损失。“消极行动派”的代表诺德豪斯在其著作《均衡问题：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中，提出了“气候政策斜坡理论”，主张最优的全球减排路径是先期缓慢减排，然后逐步加大力度。此外，曹荣湘发现，在西方很多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倒向唯科学主义倾向，像牛顿求助于第一推动力那样求助于技术的无所不能。
“社会学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相对较晚，成果也不是很多。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当属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了。”曹荣湘说。贝克认为，气候社会学必定是一种全球社会学，“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开启了政治活动的跨国舞台。这至少可以当做我们找到解决气候问题的切实可行的答案的途径”。而社会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层面集中于社会伦理学。英国神学家、爱丁伯格大学伦理学教授迈克尔·诺斯科特在《气候伦理》一书中，从基督教、人和自然的关系出发，深入思考了应对气候挑战的各种政策措施和科学手段，重点考察了道德、平等、公正、态度和动机等气候伦理问题。
“表面看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其主基调是和各自国家政府的态度相呼应的。”曹荣湘说，欧盟对气候变化态度积极、提出的目标和举措明确而有力，其学术界的主流也是如此。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以消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主流，关注美国自身的利益，其学术界也就出现了如诺德豪斯、波斯纳这样的态度保守者。但不管如何，准确而详尽地把握西方学术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脉络，将有助于我们预测和分析西方国家的气候政策走向，为国际谈判打下必不可少的知性基础。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天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