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张梅颖副主席在办公室欣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张梅颖副主席说是“聊天”）时间里，她的谈吐、风度以及她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着国家与社会责任
记者：作为我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民盟主要是面向高等教育界，这个领域汇集了我国很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请问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当今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担负怎样的使命？您怎样看待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
张梅颖：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价值观形成的土壤和基石。形成怎样的价值观，或者说追求什么，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发展都很重要。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国家和个人的发展才不会迷失方向。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道德水平呈下降趋势，在高度追求物质财富和个人享乐主义的时候，失去自我，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深思。
在我们民盟20万盟员中，有四分之一是来自高教界的，其中又有不少盟员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在各自的专业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学术上和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对赓续民盟之旧基，活跃民盟之思想，具有重要作用；为提高我们的参政议政能力，搞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盟历来有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可谓渊源有自。前任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先生就是位受过系统训练的、蜚声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他的智慧、学识和品格，为今人所传颂，为后人所铭记。今年7月11日去世的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也都是盟员，都是为社会各界所景仰的大家。这些大师、名家不仅学问一流，为我们贡献了大量的佳作和名篇，而且都有着很高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他们不仅是民盟的骄傲，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的楷模。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之传承，文明之延续，都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记得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灭其族，先去其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化基因的发育成长就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就不可能在文明世界中拥有话语权力。
今天，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时代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艰巨的任务和光荣的使命，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机遇。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等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记得，2004年中共中央还以3号文件形式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为新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为所取得伟大成就自豪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家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和回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笃志不倦，探究学理，不断提高学术理论水平，更要投身于时代，密切关注现实，为党中央国务院当好思想库和智囊团，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为社会提供一流的、可靠的研究成果。
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我们的学者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历史平台上，获得了更大的发挥才智和独立思考的空间和可能。他们为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国家的科学发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了大量的智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甚至是方向上的引导。比如，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就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大量论证和鼓呼。
当然，科学总是处于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我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更加注重调查研究。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箴言永远不会过时，现在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更需要深入调查。二是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之治学精神。如今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非常丰富，但低水平重复的多，原创性的真知灼见少，学者治学必须严谨和负责，而不能娱乐学问，消解崇高。三是要与时俱进，兼包并蓄。学者一定不能狭隘、因循守旧，否则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
科学的发展需要融合与开放
记者：作为一名医学专家，您怎样看待学科间（包括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张梅颖：我对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史比较感兴趣。我注意到，在古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浑然一体、合二为一的。16世纪以后，自然科学逐步从神学或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的纵深发展和技术应用，也就是不断发生的科学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面貌。
我还注意到，在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上，许多鼻祖式的人物本身就是大哲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达尔文、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都在个体身上很好地实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和融会贯通。
我国古代一直是重道而轻器，人文强而科学弱。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一著名难题，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贤们过于执迷于精神生活，热衷于形而上的甚至是虚空的东西，而对探究自然奥秘用心不够，甚至视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奇技淫巧。所以，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发出了“科学” 的呼号。
根据我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大概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是促进科学的整体发展，除了有利于原有学科的深入发展外，还可以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如认知科学、系统论、社会生物学、医学伦理学等，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二是可促进学术共同体的整体繁荣，有利于提升学者的学术品位和境界。
可是，观察当前的学术界，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得还远远不够，有时甚至是相互隔离，“尔域我疆”，界限分明。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科学的深入综合发展，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亟须改变。现在，中科院、社科院等机构开始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融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做法。这个工作，应当加强加快。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和互相学习问题。在科学的海洋中，每一个人的所知都非常有限，我们的学者不应好高骛远，贪大求多。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所谓人生有涯而其知无涯，就是这个道理。作为一个学者，更不应该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头扎进自己狭窄的领域而漠视其他学科的发展。学者既要有自信，也要倾听别人，西方有句谚语“把头伸过邻居的篱笆墙”，就是说人的视野要开阔些，要体识和学习别人的长处，闻自己之所未闻，学自己之所未学。这样，才能成为科学上的明白人，才能有大的作为。
记者：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了提高我国学术界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请问在您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张梅颖：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只有提高学者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在很多问题上才能充分阐述自己的立场，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变被动为主动。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走出去，必须掌握三个要素：一是平台，二是人才，三是话语方式的转变。
所谓平台，就是要培育打造一些高端、前沿的传播载体。只有通过这些载体，中国学者的声音才能更快、更准确地得到传播。如你们创办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就能作为一个较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能把一大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尖端人才凝聚起来，针对一些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及时发出中国学者的权威声音。
所谓人才，就是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才德双全的学界精英。这些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桥梁和纽带，要不断地创造机会，让这些学界精英更深入、更频繁地融入国际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鼓励、推动更多的中国学者走上国际学术讲台。
相比于前两个方面，话语方式的转变也许是最为关键的。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为此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套话、空话、官话，要尊重对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归结到一点，就是说出的“话”，要易于对方理解和接受。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走出去，同样必须遵守这个基本原则。
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找民主
记者：您的祖父张澜是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如今您又走上了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同时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请问您对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不是有更切身的体会？这项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梅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通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确实感到它是优越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创新，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大的自然灾害频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集中权力，凝聚力量办大事，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还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和挫折，例如对“大跃进”、“文革”的否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大动作反腐、打黑等。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热烈氛围中，中共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冷静地思考自身执政中存在的问题，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执政党务实、自信的表现。
作为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应实实在在地有作为，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在实际工作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执政党在决策前，都要通过在政协的充分协商，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这种做法已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成为执政党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现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高层协商每年达到15次到20次。
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既尊重多数，又兼顾少数，承认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达到“和合”的最高境界。中国不是在两党对决中找民主，也不是在多党竞争中找民主，而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找民主，既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又防止“多数人的专政”。
费孝通曾经说：“一个政党，在一个历史时期要做什么，不是自己定位，是时代定位。”我认为讲得非常到位。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民盟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民盟的主要任务是“反独裁，争民主，协商建国”；当今时代，民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主意、想办法。作为参政党，它要有作为，这是时代的定位。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在高层协商会上对参政党工作寄予厚望，要求民主党派要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任务，把发挥参政党职能和作用落实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来，我领会，这正是体现参政党的使命、功能和价值的关键所在。
“往下走”方能贴近社会
记者：作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您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请问在近一两年中，有哪些调研让您印象深刻？
张梅颖：在我刚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时候，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丁石孙先生带我去见民盟中央的老领导、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费老跟我说的一句话：“走啊，往下走”。随着日后下基层调研的次数越多，走得越多，我越体会到费老这句话的深意。
费老在1936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中这样写道：国家发展需要许许多多务实、勤勉、清醒的大脑，了解实情，熟悉民生，做出常识性的判断，并善于找到办法向决策者提出建议。
正是深受费老的影响，我每年都下基层调研，下去的时候，尽量避免走过场，努力使自己沉下去。我看到了很多实情，发现了一些问题。以后退休了，我还要下基层，把看到的问题说出来。
最近这两年，我主要是在关注西部，西部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我关注的问题比较广泛，如西部的义务教育问题、资源补偿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企业自主创新问题、农民增收、粮食增产问题以及扩大内需问题等。其中，教育问题，又是我关注相对比较多的问题之一。
2008年5月，民盟中央去广西调研，主题是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状况。调研组5天之内行程2000余公里，实地考察了边远落后农村地区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可以说我是带着歉疚的心情结束广西之行的。在一个教学点，三个孩子挤在一张铺着草席的硬板床上，伙食就是米饭就着一些黄豆。而在教学点走读的孩子，日复一日要翻越两座大山，走上两个小时人迹罕至的崎岖小路上学，在学校不食不休，放学还要走同样的路程，他们普遍身材矮小，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充满稚气的小脸上露出的却是羞涩的微笑。
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在与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交换意见时，我都不遗余力地为改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待遇和工作、学习条件大声呼吁，希望引起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重视，真正让爱的阳光普照那些把毕生献给农村教育事业、让无数农家子弟从此改变人生命运的基础教育战线的老师们。回来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的加强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多项建议被采纳，为了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山深处的耕耘者》。
今年上半年，我又去了三峡库区，这次特别关注了职业教育的问题。在三年多时间里，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到库区了，每一次感受都大不一样。职业教育不仅关系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而且与富民扶贫直接相关。例如，库区移民为什么成了老大难问题？关键问题就在于移民难以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如果每户移民家庭有一个人能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能够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这个家庭很可能就自然地融入了，从而可免除政府的无限责任。
现在社会上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就业难两股洪流，在一定层面上，正是我国职业教育缺失的表现，反映出现在的教育偏离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很多地方出现职业技能人才的短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力加强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职业教育，是从长远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关键手段之一，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
从生源的流向分布来看，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应该占半壁江山，可事实上，职业教育经费只占国家教育投入的8%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冲击的经验表明，只有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前提下，农民工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才能让他们保就业、保生计，并逐步走向富裕。只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向富裕，才能真正拉动内需，这样的GDP才是创造财富的GDP，才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GDP。
大学教育体制改革，也是我近年来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什么是大学？德国哲学家康德给大学的定义是：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的，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可事实上，我国很多人理解大学就是形体大、官本位、行政化，最近网络上正在热议“到底谁在折腾大学”这个话题，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如今，在很多大学，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往往坐冷板凳，往往都比较“弱势”。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大学就永远培养不出钱学森所说的大师。钱学森在最后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提到，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感觉学校有一种精神，就是创新，鼓励学生向权威挑战，现在中国哪所大学有这种精神？钱老晚年对我国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说了很多真话，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也提了很多建议，可以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忧虑。大学不改革怎么行？这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后劲和长久未来。现在真的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欲罢不能”传递“真火”
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您怎样看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
张梅颖：民盟中有很多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卓著贡献，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如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任继愈、季羡林等。在这里，我要特别说说冯友兰老先生。冯老历经坎坷，遭受了很多磨难，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到了晚年，冯老眼睛完全失明，耳朵也失聪，可他仍在继续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是通过口述让别人把自己的话记下来，然后别人再念给他听，再修改。他说：“我好比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重新咀嚼，不仅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古人所谓‘乐道’，大概是这意思吧！”
冯老的学生叶朗教授向我讲述了一段故事：90岁寿辰时，一群学生为冯老祝寿，见其仍在专心学问，不解，冯老解释说，人类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才把真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凡是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的人，都需要一种拼命的精神。为什么要拼命？就是“情不自禁，欲罢不能”。冯先生接着解释说：“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信仰就体现于此，中华文明能够继承和发扬光大，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杰出的人文知识分子。
也许是受这种精神的激励，我每天都要读书、学习，一天不学习，晚上睡觉是睡不着的。费老被打成“右派”20多年，平反后，他决心把这些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于是忘我地工作，做出了很多成绩，日后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他对此还是比较欣慰的。我们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要有这种“欲罢不能”的精神，把延续人类文明的这笼“真火”一代代传下去，不然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报》是我国第一份面向全国哲学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学术报纸，您对这样一份报纸有何建议和希望？
张梅颖：你们的报纸办得很好，品位很高，我差不多每期都看。要说建议，就是报道语言可以再丰富一些，提高可读性；针对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可以展开争鸣，组织学术大讨论。作为我国第一份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理论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应该大有作为，也必须大有作为，这样才能切实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