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个人职称评定有论文要求，记者、技工的业绩评定有数量考核，地区发展有GDP比拼等等。数字量化让许多人备感压力，忙于应付。浮躁的心态、无根的文化、物欲的生活，没有人再愿意坐冷板凳，很少有人能在量化的考核中坚守独立创新，没有大师、没有大作成为量化泛化危机的现实写照。
量化增加了管理的可操作性
记者：数字化、量化产生的现实背景是什么？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所谓的量化管理至少在形式上是“数字管理”的一种体现，因此也是现代社会日益理性化的必然结果。社会学家韦伯在分析现代科层制的时候，将数量化管理作为其特征之一。客观地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理性计算成为个人和组织的基本思维行为定式。将各种事物数字化不仅能够实现衡量的统一化，而且也能提高结果的可观测性。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不断分化的各类组织都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定量化的方法。但是，量化如果作为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另一位当代学者福柯尖锐地指出，现代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是通过对数据的采娶掌握和使用实现的。国家的管理越完善，对个人的各种数据也越具体有效。
郭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量化”指的是目标或任务具体明确，可以清晰度量。根据不同情况，表现为数量多少，具体的统计数字，范围衡量，时间长度等等。量化管理源起于美国，改革开放后被引入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量化管理被引入学校。之后量化管理与量化规定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量化作为我们把握事物特征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对科学发展和科学管理在历史上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认知事物的科学研究说，通过量化的方法可以把握和了解事物或者现象的数量属性，为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基矗从管理的角度上看，量化强调任务目标标准化，细致化、具体化，并逐项量化打分以便量化考核。所以，社会生活的量化增加管理的可操作性，加深了对事物的认识，强化了管理手段，促进了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量化的泛化使量化功能走向反面
记者：如何认识“量化”对人以及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把一些不能指标化的指标化，不能量化的也量化。一些管理部门重视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是必要的，但通过量化指标考核无法量化的工作，带来的简单化、形式化、表面化现象普遍存在，比如大学老师，每学期填很多表格，要应付各种统计报表，而这些能否真实反映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往往很难说。而人才的考核可以罗列一些指标，但能否判断出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不确定性很大。例如，在大学里考核教师承担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的层次级别，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绝对化。常常能见到的一些情况是，即便承担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科研项目，甚至拿到了较多科研经费，但是拿不出高水平成果；又如一年下来发了不少文章，可是细看其内容则发现缺少新意，甚至材料堆砌或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如此这样承担项目越多越是浪费资源，发表文章越多越是掩人耳目。
杨雪冬：并非所有行业或领域都能实现彻底的量化管理，特别是那些具有人文责任的组织或机构。一则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多是精神产品，难以定量化，再则这些产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或唯一性，难以采取统一的标准来一致化。用定量的方式衡量它们，实际上有悖于这些人文主义组织运行的内在规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深受定量化之苦。研究人员为了职称、奖励拼命出成果。但许多成果都有粗制滥造之嫌，缺乏原创性或创新性产品。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和出版都需要经费，所以许多研究人员都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争取各类项目上，一些不正之风也开始出现，并且有蔓延之虑。这又直接影响到项目完成的质量，让一些项目有“改头换面”争取支持的机会，一些质量不够的项目可以蒙混过关的可能。
郭强：量化的泛化则使量化的功能走向反面。如今，量化几乎成了科学公正的代名词，好像不量化就不科学，不量化就不公正，从而陷入了量化的误区之中，能量化和不能量化的全部都要量化，量化在各行各业被广泛应用，呈现出不断泛化和日常化趋势。量化呈现出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前国内的人文社科评价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依托类似自然科学的一些量化指标。个人的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均与之直接挂钩，这样简单、粗陋的指标，高扬了工具理性，导致急功近利。
不是不要量化而是反对量化泛化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让人的发展走出“量化危机”，让社会走出量化藩篱？
刘少杰：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对那些相对确定的因素可以坚持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但对那些不确定性较大、内在性较强的因素则不应简单套用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一些管理部门过分强调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可能出于追求确定性评价的目的，但其结果却难以避免简单化、形式化和表层化。
郭强：应该在方法论上思考如何走出量化危机。重视质量统一才能看出事物本质，强化量的作用把一切都进行量化违背了认识论和辩证法，从而建构了被量化扭曲的现象或事实。走出量化危机或者量化困境必须掌握看待事物的正确方法论，就学术的量化评价而言，以数量评价学术取代学术质量评价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评价的真实内涵，应更加关注个性化、多元化、人性化。
从制度上走出量化危机。我们在考量事物或者现象的时候，不能矫枉过正，不是不要量化而是反对过度量化或量化泛化。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建立量化管理的良性循环机制，反对制度化的形式主义和制度化的官僚主义。量化管理机制不仅应兼顾管理科学化和学术个性化、多元化、人性化诉求，而且要健全学术批评、学术听证、学术纠错和学术监管机制，淡化学术行政化、官僚化色彩。
走出量化危机，对个人而言，应坚守文化精神，具有严谨、科学的学术精神，可贵的求知精神，在心态上戒浮躁、少功利心，特别是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大师的出现和大作的问世不仅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还取决于知识人的坚守。在“世间行走”可能是我们应对当前量化危机的一种方法，超俗之追求，世俗之生活，在宏大理想的追求上要学会出世，静心而思、潜心而作，必有大果；而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要学会入世，争课题、做项目，活得有品位。
量化增加了管理的可操作性
记者：数字化、量化产生的现实背景是什么？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所谓的量化管理至少在形式上是“数字管理”的一种体现，因此也是现代社会日益理性化的必然结果。社会学家韦伯在分析现代科层制的时候，将数量化管理作为其特征之一。客观地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理性计算成为个人和组织的基本思维行为定式。将各种事物数字化不仅能够实现衡量的统一化，而且也能提高结果的可观测性。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不断分化的各类组织都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定量化的方法。但是，量化如果作为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另一位当代学者福柯尖锐地指出，现代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是通过对数据的采娶掌握和使用实现的。国家的管理越完善，对个人的各种数据也越具体有效。
郭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量化”指的是目标或任务具体明确，可以清晰度量。根据不同情况，表现为数量多少，具体的统计数字，范围衡量，时间长度等等。量化管理源起于美国，改革开放后被引入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量化管理被引入学校。之后量化管理与量化规定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量化作为我们把握事物特征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对科学发展和科学管理在历史上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认知事物的科学研究说，通过量化的方法可以把握和了解事物或者现象的数量属性，为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基矗从管理的角度上看，量化强调任务目标标准化，细致化、具体化，并逐项量化打分以便量化考核。所以，社会生活的量化增加管理的可操作性，加深了对事物的认识，强化了管理手段，促进了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量化的泛化使量化功能走向反面
记者：如何认识“量化”对人以及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把一些不能指标化的指标化，不能量化的也量化。一些管理部门重视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是必要的，但通过量化指标考核无法量化的工作，带来的简单化、形式化、表面化现象普遍存在，比如大学老师，每学期填很多表格，要应付各种统计报表，而这些能否真实反映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往往很难说。而人才的考核可以罗列一些指标，但能否判断出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不确定性很大。例如，在大学里考核教师承担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的层次级别，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绝对化。常常能见到的一些情况是，即便承担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科研项目，甚至拿到了较多科研经费，但是拿不出高水平成果；又如一年下来发了不少文章，可是细看其内容则发现缺少新意，甚至材料堆砌或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如此这样承担项目越多越是浪费资源，发表文章越多越是掩人耳目。
杨雪冬：并非所有行业或领域都能实现彻底的量化管理，特别是那些具有人文责任的组织或机构。一则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多是精神产品，难以定量化，再则这些产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或唯一性，难以采取统一的标准来一致化。用定量的方式衡量它们，实际上有悖于这些人文主义组织运行的内在规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深受定量化之苦。研究人员为了职称、奖励拼命出成果。但许多成果都有粗制滥造之嫌，缺乏原创性或创新性产品。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和出版都需要经费，所以许多研究人员都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争取各类项目上，一些不正之风也开始出现，并且有蔓延之虑。这又直接影响到项目完成的质量，让一些项目有“改头换面”争取支持的机会，一些质量不够的项目可以蒙混过关的可能。
郭强：量化的泛化则使量化的功能走向反面。如今，量化几乎成了科学公正的代名词，好像不量化就不科学，不量化就不公正，从而陷入了量化的误区之中，能量化和不能量化的全部都要量化，量化在各行各业被广泛应用，呈现出不断泛化和日常化趋势。量化呈现出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前国内的人文社科评价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依托类似自然科学的一些量化指标。个人的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均与之直接挂钩，这样简单、粗陋的指标，高扬了工具理性，导致急功近利。
不是不要量化而是反对量化泛化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让人的发展走出“量化危机”，让社会走出量化藩篱？
刘少杰：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对那些相对确定的因素可以坚持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但对那些不确定性较大、内在性较强的因素则不应简单套用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一些管理部门过分强调指标统计和量化考核，可能出于追求确定性评价的目的，但其结果却难以避免简单化、形式化和表层化。
郭强：应该在方法论上思考如何走出量化危机。重视质量统一才能看出事物本质，强化量的作用把一切都进行量化违背了认识论和辩证法，从而建构了被量化扭曲的现象或事实。走出量化危机或者量化困境必须掌握看待事物的正确方法论，就学术的量化评价而言，以数量评价学术取代学术质量评价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评价的真实内涵，应更加关注个性化、多元化、人性化。
从制度上走出量化危机。我们在考量事物或者现象的时候，不能矫枉过正，不是不要量化而是反对过度量化或量化泛化。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建立量化管理的良性循环机制，反对制度化的形式主义和制度化的官僚主义。量化管理机制不仅应兼顾管理科学化和学术个性化、多元化、人性化诉求，而且要健全学术批评、学术听证、学术纠错和学术监管机制，淡化学术行政化、官僚化色彩。
走出量化危机，对个人而言，应坚守文化精神，具有严谨、科学的学术精神，可贵的求知精神，在心态上戒浮躁、少功利心，特别是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大师的出现和大作的问世不仅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还取决于知识人的坚守。在“世间行走”可能是我们应对当前量化危机的一种方法，超俗之追求，世俗之生活，在宏大理想的追求上要学会出世，静心而思、潜心而作，必有大果；而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要学会入世，争课题、做项目，活得有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