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林威（DavidGreenaway），英国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诺丁汉大学全球化和经济政策研究Leverhulme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贸易和劳动市场的调整、跨国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政策。格林威教授同时也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以及英国新政府内阁的高级顾问。
2010年11月，大卫·格林威校长来到中国准备参加11月9日在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区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化和经济政策中心（GEP）年会，并应邀接受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姚树洁的专访。
公共预算遭缩减科研经费有保障
姚树洁：格林威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够接受这次采访。目前，随着英国政府《综合支出调查》（ComprehensiveSpendingReview）报告的出炉，“公共支出削减”在英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揭示了英国几十年以来最严峻的财政赤字削减措施。报告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项便是英国政府削减了大学40%的教学预算，这种举措会影响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吗？
大卫·格林威：首先，对于英国高等教育资金的问题，我认为不能片面得只从《综合支出调查》这个报告本身作分析，而要将其与之前发布的布朗评论（BrowneReview）综合起来看。最近的布朗评论指出，资金应当直接用于受益人——大学生的身上。布朗评论同时认为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并以此证明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上的政策不容置疑。这种联系可以通过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的优异表现得到实现，因为他们能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创造新的价值。
《综合支出调查》的重要性在于它保障了科研的预算。英国高校和科学部部长DavidWilletts最近指出，政府仍然保证了用于科研的资金，因为这笔资金能够在产学研的循环中创造效益。即使这种循环没有实现，用现金形式资助大学研究这一举措对于英国的基础性研究、最顶尖大学的发展和国家宏观经济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教学领域的预算遭到了大幅削减——至少有40%的预算被砍掉。然而，就在此次支出调查出炉前一周，布朗爵士在他关于高等教育预算的报告中建议未来高校毕业生有义务为大学教育作出贡献。根据他的建议，政府应当为学生提供贷款，从而使大学获得学生预付的学费，而毕业生只有在年薪达到21000英镑后才需要偿还助学贷款。这个举措将会保护低收入毕业生的权益。并且，如果助学贷款在30年内仍未还清将会自动取消。这种举措如果很快得以实施，或者说政府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那么英国的大学教育就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布朗爵士还建议取消本地学生的学费上限。这个提议仍在讨论之中，但即使不取消学费上限，新的上限很有可能会调整为每学年7000—8000英镑。我个人认为，由此实力排名中较低的大学可以降低学费，排名靠前的则可以相应抬高学费。我相信学费的额度应当根据各个大学的水平而有所变化。比如像诺丁汉这样的大学，拥有较高的教学质量和杰出的研究体系，同时需要聘用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用可观的报酬留住他们，毕业生也会找到相对较好的工作，因此它的学费应该比一般的大学贵一些。
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国际合作
姚树洁：您过去曾提到，高等教育必须走向全球，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英国需要保证其高校的质量，从而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您能否谈谈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意义是什么？
大卫·格林威：在过去的25—30年里，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一共有大约3300万学生在外国接受教育，这个数字比上一代人增加了6倍，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趋势。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并且总体上不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太多影响。虽然对于某些国家来说，金融危机会为留学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国家公共开支的控制导致了政府奖学金的缩减。另一方面，一些经济迅速崛起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伴随着经济崛起的就是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不仅要依靠国内高等教育的资源，也要依靠海外的高等教育资源。
高等教育的商业市场在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变化，比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因为英语的使用而长期成为留学热门地点。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中心正在日益向东方移动的当前，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和欧洲大陆的高校也开始用英语授课。
中国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它的吸引力在于它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活力对于国外的年轻人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他们会意识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有多重要。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会前往中国、学习中文，这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也意义非凡。同时，未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生前往中国的大学学习工科和自然科学。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已经在中国宁波和马来西亚建立了联合办学的学院，这一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在未来还会向哪些方向发展？
大卫·格林威：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分校区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在海外办学是很不平常的，我们需要努力在学术和学生的住宿条件这两方面借鉴英国学校的经验，尽量为学生创造最适合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自2005年宁波分校创办以来，已经拥有了5000名在校学生；而马来西亚分校自2000年开办学院以来也吸引了4000名学生前来学习。这两个分校区的学生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我们在宁波分校的商学院学生获得了自由企业学生（SPE）中国赛区锦标赛的冠军，并在之后代表中国前往洛杉矶取得了SPE世界杯比赛的亚军。从这几年的就业形势来看，两个分校区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都比较理想，并且学校每年也都会根据情况继续增加几门专业的课程。
诺丁汉大学的分校区已经融入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宁波，我们根据中国的高考这项很严格的高校入学招生考试制度来录取新生。这一举措证明了诺丁汉的宁波分校区并不是只希望在中国短暂停留，而是希望长期扎根在中国。我们与中国多所优秀的大学都保持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在未来的五年，两个海外分校区的校园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在宁波的校区将可以容纳7500名学生就读；马来西亚校区则将增加到可以容纳6500名学生就读。
目前，诺丁汉大学考虑的主要是扩大这两个分校区规模的正确时机，我们既需要为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学生提供更多样化的课程，也需要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建设科研基地。我们的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工程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都发展得很快。我们希望不仅能参与到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高校教学领域，更能参与到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科研领域。
以科学研究为基石、与研究相结合的英式教学体系
姚树洁：相比于其他国家，英国高等教育系统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像诺丁汉这样的大学特别吸引国际学生？
大卫·格林威：诺丁汉和英国“罗素联盟”（RussellGroup：由英国几十所优秀大学组成，这些大学的研究和赞助资金占到英国所有大学的2/3，其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编者注）的诸大学出色的地方在于以科学研究为基石、与研究相结合的教学体系。所有授课的老师和参与研究的学生都致力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尖端领域，这样就保证了学生们在接受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得到丰富的研发经验。诺丁汉大学在最近英国的学术研究评估中排名第七位。
诺丁汉大学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让学生体验到不同的校园生活和地方文化。我们的主校区在英国，分校区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因此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各种不同的学习和实践体验，也可以为他们创造课程之外的丰富活动，比如文艺、体育、社区活动和志愿者工作等。我们也会根据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不同文化而努力与当地相融合。
我们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分校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交换的机会。海外校园的成功运行使得英国学生平均每学年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度过，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学生每年也有一个学期在英国就读。不同的文化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他们的成长和学习大有裨益，同时也会相应地增加他们的求职砝码，培养他们较好的适应性、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工作和发展的能力。
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TheSundayTimes）在其最新的“优秀大学导航”中，将诺丁汉大学描述为“现代国际型大学的代表”。不仅仅是学生，诺丁汉大学的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的国际化趋势也非常明显。他们会定期去海外分校区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我们也鼓励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参与到英国校区的工作中去。
金融危机后的东、西方国家
姚树洁：谈到全球经济形势，您认为各个国家如何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
大卫·格林威：经济的恢复要视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是真正全球性的，它发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通过西欧传播，然后到达亚洲，席卷全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于亚洲的影响是一种反溅效果（backwasheffect），即西方经济衰退的趋势导致包括中国制造业在内的亚洲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产生影响。
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的缓慢复苏，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是非常迅速的。西方国家经济难以恢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对于国家公共资金的破坏。从英国政府的调查中不难看出，金融危机的余波和影响将继续停留在英国，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大规模公共开支缩减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公共资金并没有遭到相应程度的破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个国家的顶级银行都进行了资产重组，对于金融管制也更加严格，这些都有利于减少危机给它们带来的冲击并更快地恢复经济。
在经济强有力的恢复下，我们已经看见对于经济发展形势乐观的态度在这些东方国家蔓延，这在西方国家并不多见。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里的形势并不乐观，事实上比英国更加悲观，尽管英国刚刚颁布了预算削减的法案。西欧国家也都态度各异，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务仍存在巨大风险。目前，一定程度的禁欲主义和淡泊心态开始在英国人民的情绪中蔓延。他们开始意识到国家公共资金的困难，但是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继续生活和解决困难。英国民众表示理解公共开支的削减以及更高的征税额，他们也许不喜欢但是明白这是必然要经历的。我认为从长期看，预算的削减是必然的举措。这也是为什么在英国我没有看见人们像在法国和希腊那样在大街上抗议。
从微观视角看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姚树洁：中国取得了很瞩目的成就，但目前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靠能源的消耗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您认为中国未来将如何发展经济？
大卫·格林威：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仍然高度依靠制造业，但是出口产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中国政府也明白自身的优势，正努力参与到创造更高价值的产业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在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中国的环境形势也是严峻的。我希望中国将投资绿色产业作为发展中的一部分，以创造经济增长和环境管理的和谐发展。关于中国加大力度进行产业升级和提升科技发展水平这个话题，我们将在诺丁汉大学11月9—10日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化和经济政策中心（GEP）年会中进行讨论，年会的题目是“中国转型过程中企业和劳动市场的调整”（EnterpriseandLabourMarketAdjustmentinChina’sTransition）。过去两年中，GEP年会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角色。但是若要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根本的驱动性因素，我们需要从微观视角深入观察，需要了解中国的企业和劳动市场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局势变化中调整。所以今年年会的视角从宏观转到微观，聚焦于企业跨国投资的驱动力、企业的生产力增长以及劳动力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流动和升级。
我认为中国短期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中国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将减少出口。最终，考虑到美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和美元仍然具有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将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加剧美国经济的通胀率，最终影响美国的就业市场，同时也将驱使美元升值以对抗像人民币这样的其他货币。
我能够理解中国政府目前的对策，也很欣赏中国政府的态度，即如果美国希望中国支出更多、储蓄更少，那么中国有权力让美国储蓄更多、支出更少。但是我认为棘手的地方在于这个问题越来越政治化了，美国曾一度采取很多更直接的措施以实施其贸易保护政策。我相信中国政府具有远见，能够与美国进行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进一步处理好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科学研究需要“几十年磨一剑”
姚树洁：目前，创新是中国努力升级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英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一直以来都走在世界前列，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医学和物理学奖得主很多都在英国。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和研发领域投入日渐加大，但是仍然有许多批评的声音质疑中国学界对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能力。
大卫·格林威：我完全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和医学家将来会获得诺贝尔奖。首先，我们需要看清楚诺贝尔奖一般都授予哪些对象。比如今年的物理学奖就不同寻常，授予了两位相对年轻的物理学家，而他们获奖的成果并不是最近的工作结果，而是五六年前的研究成果。这就意味着有时候诺贝尔奖是会授予那些一段时间以前的，但是会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长期影响的研究成果。再比如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给予了创造试管婴儿技术的科学家，我记得第一个成功的试管婴儿早在1978年就出生了。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那个婴儿的出生与我最大的儿子是同一天。因此中国的科学家们应当有信心，只要中国政府继续大力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和优秀的科学家们，中国的科研成果总有一天会得到诺贝尔奖。
链接
英国诺丁汉大学创建于1881年，前身是诺丁汉大学学院，1948年获得皇家特许而称为大学。诺丁汉大学是英国著名的重点大学，以其出色的教学质量赢得了国际声誉，曾诞生过诺贝尔医学奖和经济学奖的得主，其综合排名在2000年英国《金融时报》评出的英国大学排行榜中位列前十、2010年最新世界排名（QS）第73。在英国高校科研水平评估中，该大学有26个学科领域被评定为5级或者5*级（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超过30个学科在独立的教学质量评估中被评定为优秀。诺丁汉大学在校园设施方面也非常有名，被认为是英国最具有吸引力的大学校园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杨福家目前为该校校长。
2010年11月，大卫·格林威校长来到中国准备参加11月9日在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区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化和经济政策中心（GEP）年会，并应邀接受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姚树洁的专访。
公共预算遭缩减科研经费有保障
姚树洁：格林威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够接受这次采访。目前，随着英国政府《综合支出调查》（ComprehensiveSpendingReview）报告的出炉，“公共支出削减”在英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揭示了英国几十年以来最严峻的财政赤字削减措施。报告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项便是英国政府削减了大学40%的教学预算，这种举措会影响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吗？
大卫·格林威：首先，对于英国高等教育资金的问题，我认为不能片面得只从《综合支出调查》这个报告本身作分析，而要将其与之前发布的布朗评论（BrowneReview）综合起来看。最近的布朗评论指出，资金应当直接用于受益人——大学生的身上。布朗评论同时认为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并以此证明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上的政策不容置疑。这种联系可以通过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的优异表现得到实现，因为他们能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创造新的价值。
《综合支出调查》的重要性在于它保障了科研的预算。英国高校和科学部部长DavidWilletts最近指出，政府仍然保证了用于科研的资金，因为这笔资金能够在产学研的循环中创造效益。即使这种循环没有实现，用现金形式资助大学研究这一举措对于英国的基础性研究、最顶尖大学的发展和国家宏观经济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教学领域的预算遭到了大幅削减——至少有40%的预算被砍掉。然而，就在此次支出调查出炉前一周，布朗爵士在他关于高等教育预算的报告中建议未来高校毕业生有义务为大学教育作出贡献。根据他的建议，政府应当为学生提供贷款，从而使大学获得学生预付的学费，而毕业生只有在年薪达到21000英镑后才需要偿还助学贷款。这个举措将会保护低收入毕业生的权益。并且，如果助学贷款在30年内仍未还清将会自动取消。这种举措如果很快得以实施，或者说政府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那么英国的大学教育就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布朗爵士还建议取消本地学生的学费上限。这个提议仍在讨论之中，但即使不取消学费上限，新的上限很有可能会调整为每学年7000—8000英镑。我个人认为，由此实力排名中较低的大学可以降低学费，排名靠前的则可以相应抬高学费。我相信学费的额度应当根据各个大学的水平而有所变化。比如像诺丁汉这样的大学，拥有较高的教学质量和杰出的研究体系，同时需要聘用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用可观的报酬留住他们，毕业生也会找到相对较好的工作，因此它的学费应该比一般的大学贵一些。
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国际合作
姚树洁：您过去曾提到，高等教育必须走向全球，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英国需要保证其高校的质量，从而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您能否谈谈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意义是什么？
大卫·格林威：在过去的25—30年里，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一共有大约3300万学生在外国接受教育，这个数字比上一代人增加了6倍，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趋势。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并且总体上不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太多影响。虽然对于某些国家来说，金融危机会为留学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国家公共开支的控制导致了政府奖学金的缩减。另一方面，一些经济迅速崛起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伴随着经济崛起的就是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不仅要依靠国内高等教育的资源，也要依靠海外的高等教育资源。
高等教育的商业市场在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变化，比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因为英语的使用而长期成为留学热门地点。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中心正在日益向东方移动的当前，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和欧洲大陆的高校也开始用英语授课。
中国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它的吸引力在于它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活力对于国外的年轻人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他们会意识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有多重要。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会前往中国、学习中文，这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也意义非凡。同时，未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生前往中国的大学学习工科和自然科学。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已经在中国宁波和马来西亚建立了联合办学的学院，这一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在未来还会向哪些方向发展？
大卫·格林威：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分校区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在海外办学是很不平常的，我们需要努力在学术和学生的住宿条件这两方面借鉴英国学校的经验，尽量为学生创造最适合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自2005年宁波分校创办以来，已经拥有了5000名在校学生；而马来西亚分校自2000年开办学院以来也吸引了4000名学生前来学习。这两个分校区的学生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我们在宁波分校的商学院学生获得了自由企业学生（SPE）中国赛区锦标赛的冠军，并在之后代表中国前往洛杉矶取得了SPE世界杯比赛的亚军。从这几年的就业形势来看，两个分校区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都比较理想，并且学校每年也都会根据情况继续增加几门专业的课程。
诺丁汉大学的分校区已经融入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宁波，我们根据中国的高考这项很严格的高校入学招生考试制度来录取新生。这一举措证明了诺丁汉的宁波分校区并不是只希望在中国短暂停留，而是希望长期扎根在中国。我们与中国多所优秀的大学都保持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在未来的五年，两个海外分校区的校园将进一步扩大规模，在宁波的校区将可以容纳7500名学生就读；马来西亚校区则将增加到可以容纳6500名学生就读。
目前，诺丁汉大学考虑的主要是扩大这两个分校区规模的正确时机，我们既需要为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学生提供更多样化的课程，也需要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建设科研基地。我们的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工程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都发展得很快。我们希望不仅能参与到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高校教学领域，更能参与到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科研领域。
以科学研究为基石、与研究相结合的英式教学体系
姚树洁：相比于其他国家，英国高等教育系统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像诺丁汉这样的大学特别吸引国际学生？
大卫·格林威：诺丁汉和英国“罗素联盟”（RussellGroup：由英国几十所优秀大学组成，这些大学的研究和赞助资金占到英国所有大学的2/3，其在英国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编者注）的诸大学出色的地方在于以科学研究为基石、与研究相结合的教学体系。所有授课的老师和参与研究的学生都致力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尖端领域，这样就保证了学生们在接受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得到丰富的研发经验。诺丁汉大学在最近英国的学术研究评估中排名第七位。
诺丁汉大学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让学生体验到不同的校园生活和地方文化。我们的主校区在英国，分校区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因此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各种不同的学习和实践体验，也可以为他们创造课程之外的丰富活动，比如文艺、体育、社区活动和志愿者工作等。我们也会根据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不同文化而努力与当地相融合。
我们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分校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交换的机会。海外校园的成功运行使得英国学生平均每学年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度过，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学生每年也有一个学期在英国就读。不同的文化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他们的成长和学习大有裨益，同时也会相应地增加他们的求职砝码，培养他们较好的适应性、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工作和发展的能力。
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TheSundayTimes）在其最新的“优秀大学导航”中，将诺丁汉大学描述为“现代国际型大学的代表”。不仅仅是学生，诺丁汉大学的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的国际化趋势也非常明显。他们会定期去海外分校区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我们也鼓励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参与到英国校区的工作中去。
金融危机后的东、西方国家
姚树洁：谈到全球经济形势，您认为各个国家如何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
大卫·格林威：经济的恢复要视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是真正全球性的，它发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通过西欧传播，然后到达亚洲，席卷全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于亚洲的影响是一种反溅效果（backwasheffect），即西方经济衰退的趋势导致包括中国制造业在内的亚洲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产生影响。
但是，相比于西方国家的缓慢复苏，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是非常迅速的。西方国家经济难以恢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对于国家公共资金的破坏。从英国政府的调查中不难看出，金融危机的余波和影响将继续停留在英国，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大规模公共开支缩减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公共资金并没有遭到相应程度的破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个国家的顶级银行都进行了资产重组，对于金融管制也更加严格，这些都有利于减少危机给它们带来的冲击并更快地恢复经济。
在经济强有力的恢复下，我们已经看见对于经济发展形势乐观的态度在这些东方国家蔓延，这在西方国家并不多见。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里的形势并不乐观，事实上比英国更加悲观，尽管英国刚刚颁布了预算削减的法案。西欧国家也都态度各异，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务仍存在巨大风险。目前，一定程度的禁欲主义和淡泊心态开始在英国人民的情绪中蔓延。他们开始意识到国家公共资金的困难，但是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继续生活和解决困难。英国民众表示理解公共开支的削减以及更高的征税额，他们也许不喜欢但是明白这是必然要经历的。我认为从长期看，预算的削减是必然的举措。这也是为什么在英国我没有看见人们像在法国和希腊那样在大街上抗议。
从微观视角看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姚树洁：中国取得了很瞩目的成就，但目前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靠能源的消耗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您认为中国未来将如何发展经济？
大卫·格林威：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仍然高度依靠制造业，但是出口产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中国政府也明白自身的优势，正努力参与到创造更高价值的产业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在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中国的环境形势也是严峻的。我希望中国将投资绿色产业作为发展中的一部分，以创造经济增长和环境管理的和谐发展。关于中国加大力度进行产业升级和提升科技发展水平这个话题，我们将在诺丁汉大学11月9—10日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化和经济政策中心（GEP）年会中进行讨论，年会的题目是“中国转型过程中企业和劳动市场的调整”（EnterpriseandLabourMarketAdjustmentinChina’sTransition）。过去两年中，GEP年会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角色。但是若要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根本的驱动性因素，我们需要从微观视角深入观察，需要了解中国的企业和劳动市场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局势变化中调整。所以今年年会的视角从宏观转到微观，聚焦于企业跨国投资的驱动力、企业的生产力增长以及劳动力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流动和升级。
我认为中国短期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中国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将减少出口。最终，考虑到美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和美元仍然具有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将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加剧美国经济的通胀率，最终影响美国的就业市场，同时也将驱使美元升值以对抗像人民币这样的其他货币。
我能够理解中国政府目前的对策，也很欣赏中国政府的态度，即如果美国希望中国支出更多、储蓄更少，那么中国有权力让美国储蓄更多、支出更少。但是我认为棘手的地方在于这个问题越来越政治化了，美国曾一度采取很多更直接的措施以实施其贸易保护政策。我相信中国政府具有远见，能够与美国进行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进一步处理好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科学研究需要“几十年磨一剑”
姚树洁：目前，创新是中国努力升级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英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一直以来都走在世界前列，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医学和物理学奖得主很多都在英国。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和研发领域投入日渐加大，但是仍然有许多批评的声音质疑中国学界对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能力。
大卫·格林威：我完全相信中国的科学家和医学家将来会获得诺贝尔奖。首先，我们需要看清楚诺贝尔奖一般都授予哪些对象。比如今年的物理学奖就不同寻常，授予了两位相对年轻的物理学家，而他们获奖的成果并不是最近的工作结果，而是五六年前的研究成果。这就意味着有时候诺贝尔奖是会授予那些一段时间以前的，但是会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长期影响的研究成果。再比如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给予了创造试管婴儿技术的科学家，我记得第一个成功的试管婴儿早在1978年就出生了。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那个婴儿的出生与我最大的儿子是同一天。因此中国的科学家们应当有信心，只要中国政府继续大力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和优秀的科学家们，中国的科研成果总有一天会得到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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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诺丁汉大学创建于1881年，前身是诺丁汉大学学院，1948年获得皇家特许而称为大学。诺丁汉大学是英国著名的重点大学，以其出色的教学质量赢得了国际声誉，曾诞生过诺贝尔医学奖和经济学奖的得主，其综合排名在2000年英国《金融时报》评出的英国大学排行榜中位列前十、2010年最新世界排名（QS）第73。在英国高校科研水平评估中，该大学有26个学科领域被评定为5级或者5*级（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超过30个学科在独立的教学质量评估中被评定为优秀。诺丁汉大学在校园设施方面也非常有名，被认为是英国最具有吸引力的大学校园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杨福家目前为该校校长。
（作者：姚树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